近年來，華北地區降雨已經從局部性酸雨轉變為偏堿性，這從宏觀上也證明，減排常規污染物的同時，導致了過量氨氣的排放。在低溫季節氨氣銨鹽濕沉降能力弱的情況下，過量氨氣排放會導致大氣中的細顆粒物較長時間存在，在較大范圍擴散分布。

    目前絕大部分電廠和工業企業使用濕法脫硫工藝進行二氧化硫(SO2)減排，盡管脫硫效果明顯，但由于中間的煙氣升溫器 (GGH)被取消，使得煙氣低溫、低空、高濕排放，脫硫漿液中的細顆粒物通過飽和濕煙氣夾帶排入大氣，可凝結顆粒物 CPM濃度偏高，且未控制。取消GGH的情況下，低溫季節，飽和濕煙氣條件下，排出的煙氣形成濃重的煙羽，二氧化硫在煙羽內的液滴內形成亞硫酸，進一步形成硫酸的較好條件。這樣的排放變化過程完全無法監控。

　　根據包括北京，上海等17個達到超低排放標準機組的測試結果，CPM的平均值是 13.93毫克/立方米，超過了超低排放顆粒物標準10毫克/立方米。更為嚴重的是，CPM形成的顆粒物粒徑小，粒數濃度非常高，每立方厘米粒數以千萬計。同樣質量濃度的CPM，其粒數遠超過可過濾顆粒物，對大氣的消光作用也遠遠大于可過濾顆粒物。這些CPM 在大氣中作為凝結核，遇冷凝并，吸濕長大，并產生液相下的二次復合過程，霧霾暴發時，以PM2.5質量濃度形態顯現。

　　由于可凝結顆粒物CPM沒有包括在目前的顆粒物標準之中，因此沒有得到監管。這一顆粒物指標上的漏洞，說明了為什么環保指標上的成果對不上實際的大氣污染情況。因為指標只管住了可過濾的固體顆粒物，對霧霾影響更嚴重的CPM沒有得到監管，超低排放評價顯著低估了顆粒物的實際排放水平，所謂的超低排放，實際上是非關鍵致霾指標的超低，不可能實現對癥下藥來治理霧霾！ 2018年各地采取的俗稱“除濕脫白”的煙羽中污染物治理措施，治理濕法脫硫后的白色煙羽，對控制 CPM 有一定效果，但由于各種原因，被主管部門叫停！這也就是為什么疫情期間，只有落實實現超低排放的電廠和有限的其它工業排放，霧霾依然席卷大半個中國。

　　城市周邊大量工業水汽的排放，還會造成靜穩，逆溫的天氣增加。水汽形成的水蒸汽氣溶膠，使得局部的云層增厚，在城市上空形成一個“鍋蓋”，大氣流動性減弱，形成靜穩環境，使污染物無法自由擴散；由于濕態水溶性離子顆粒物的消光作用，大氣邊界層阻擋太陽光線照射至地面，地表溫度低，形成逆溫環境，同時這些工業水汽都帶有熱度，高于環境溫度，在高空遇冷冷凝，釋放出熱量，使高空的氣溫升高，也有助于逆溫天氣的形成。靜穩，逆溫環境導致污染物在近地表大氣邊界層內累積，形成霧霾。

　　在低溫靜穩干燥氣象條件下，粒數巨大沒有得到管控的可凝結顆粒物 CPM 排放到大氣中形成固態或液態的細顆粒物；濕法脫硫，冷卻塔等工業水蒸氣排放推高相對濕度，大氣中的干態水溶性離子顆粒物吸濕長大；煙氣中殘留的氮氧化物、硫氧化物，VOCs和氨氣等和吸濕長大后的干態水溶性離子顆粒物，水汽夾帶的細顆粒物在大氣中發生二次復合，形成硝酸鹽，硫酸鹽，有機鹽和氨鹽等二次顆粒物。由于濕態水溶性離子顆粒物的消光作用，大氣邊界層阻擋太陽光線照射至地面，地表溫度低，形成逆溫環境。這些鹽粒在逆溫，靜穩大氣的影響下，在較低的大氣邊界層內富集，形成霧霾。

　　在高濕天氣，這個過程顯著加快和加強，濕態水溶性離子顆粒物粒徑大幅增長，新排放的水蒸氣和夾帶的細顆粒物在更低的大氣邊界層內擴散，地表的空氣密度升高，大氣的垂直層結構相對穩定，空氣的上下間流動顯著減弱，靜穩，逆溫環境加強，同時，水溶性離子顆粒物中銨根，硝酸根等營養物，促使微生物快速繁殖，PM2.5質量濃度快速增長，霧霾爆發，并會維持一段時間，直至大氣環境發生改變(如大風，下雨，冷空氣入侵等)。

　　為了維持北方地區的環境質量，從 2017年開始實施“大氣污染應急管控防治措施”，即在污染天氣各地要求企業 “停工限產”。這一措施雖然緩解和減輕了霧霾污染的影響，但給各地的經濟帶來嚴重的傷害，同時也掩蓋了環保治理的問題和缺陷。從經濟上考慮，治理目前的大氣污染問題，對于一個省，只是一個百億級的投入(如果通過節能措施減排, 投入的成本還可回收)，但大面積的停工限產，經濟損失是千億級別，而且年復一年。根據前面的分析，重度霧霾不是一次排放造成，而是大氣擴散條件變差后，二次顆粒物暴增所引起，“停工限產”的作用有限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“十四五”期間，取消“大氣污染應急管控防治措施”，停止各種名目甚至加碼的“停工限產”，保障國民經濟，特別是北方地區的可持續發展。